最近一個外國資深基模治療師看了電影The Farewell， 找我談了一場文化交流。故事講述一個中國家庭，欺騙一個命不久矣的老人，為她的最後人生階段製造美好回憶。她問我：「有可能一個健康成人會做這樣做嗎?」我們因而談到，集體主義當中的親密，與個人主義的不同。
在集體主義的社會，要建立有親密感同時有健康界線的關係，是不容易的平衡。
集體主義的其中一個特色，就是我們自小便有「我們是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部份」的概念。我們是家庭的一部份、學校的一部份、民族的一部份。我們自小便學習「犠牲小我、完成大我」，因為我們一直都是這樣來體現「我」的。
進入青春期，我們爭取「獨立」，我們嘗試與別不同，以劃出自己。但那個「劃出」仍然關係到他人，因為必須參考他人，我們才能知道何謂「不同」，從而理解自己的「獨特性」。
老子說：「不要從別人劃出自己。」在華人社會中很有見地。
個人主義則視人為一個個體。西方社會當然也談團隊精神(teamwork)，個人主義並不是自私自利的意思，而是在我們理解何謂「我」上有種基本取向(orientation)上的分別。個人主義較多從獨立的個體去理解何謂「我」，普遍在日常生活中，較少視人為一個整體的一部份。因此，談個人權利是心安理得的，因為人人都應當被尊重。
我以個人與臨床經驗去談，感受到華人的連結(connection)需要很高，意即當有矛盾時，我們可能更願意去放棄「自主」(autonomy)需求，以維持連結的需要。而連結並不只是連結，連結也是我的「關係」，即「我」之所謂我的意義。
我是個怎樣的上司、父母、子女、朋友、以致更廣泛的我在社會中的地位等等，都是關乎於「我與他人的關係」這件事上，是相對性的。
而這一部份在個人主義社會上較小。很多時，他們已假設了自己的「獨立性」是被尊重的，故此，他們對於表達自己的想法比較輕鬆，因為那不過是我的想法而已，你可以同意和不同意，但我還是可以有我的個人想法。在學校裡，自由討論、表達自己的見解，是被鼓勵的；只要是有禮貌的表達方式，基本上都不會有「我這樣說會不會為他人帶來壓力?」之類的擔心。
華人社會間我們都某程度上學習聆聽那些「沒被說出來的話」;或是憶測「話中有話」；而在個人主義社會相對較少這個需要。把事情厘清是必須的，表達個人的感受和需求也廣被接受。
我在英國面見華人個案，不時遇見父母對親密感的追求，令已成年的子女感覺窒息的例子。原因可分為以下幾個：
一) 親密感等同於我可以知道你的所有事情
有些父母與子女的關係，好像停留在青少年階段，他們「每事問」而且「問到督」，而有時候他們這樣做是有很充份的理由的，例如說，他們的孩子過去曾闖禍，讓他們覺得不得不這樣去「協助」他們的孩子。
他們的發問，有時是出於「擔心」。如果他們能夠巨細無遺地知道孩子的生活作息，他們覺得很「親密」同時較「安心」，因為他們可以去「指點」孩子該怎樣做。這可以奪去了孩子練習「自主」的空間，例如延續了「依賴型人格障礙」。
二) 親密感等同於我們是一樣的
有些父母尋求孩子與他們夠相似(sameness)，有時因為他們的世界比較單純，故此，孩子長大了如果變化太大，不再活在他們的世界之中，他們會感到非常不安。這種情況本來就很正常，然而有些父母所追求的親密感，主要來自於「我們很相似」，那他們便會感到大家很疏離。我有不少專業人士個案，都有困難和走藝術路線的子女維持親密感。
三) 親密感等同我們之間沒有秘密
部份父母以和子女之間沒有秘密為榮，覺得這代表了他們的關係超好。其實這並不健康。有些父母把他們的婚姻問題向子女傾訴，美其名是「孩子是我最好的朋友」，事實上卻是剝奪了孩子「天真」的權利， 造成孩子的「忠誠分裂」。長遠也可能影響到他們的「個體化」(individualization)，在建立個人形象、明白自己、充份地發展自我上有困難。我有不少本身能力很高的個案，也擁有這種「我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」的困惑。
我們的家庭如何，我們對關係的界線和親密感的定義也必如何。我們必須為親密感找出更深層的可能，才能不為追求「親密」而當掉「健康界限」，並擁抱這種內在矛盾感。
撰文：臨床心理學家吳崇欣
原文出處：信報
吳崇欣 （Beatrice Ng-Kessler）
Mindfully 創辦人
香港註冊臨床心理學家、英國特許心理學家，亦是香港首位獲國際基模治療協會（ISST）認證的資深基模治療師（Advance Certified Schema Therapist），並獲加拿大註冊資深靜觀導師資格。曾任職公立醫院及非牟利機構，於 2016 年創辦 Mindfully。她相信，在面臨各種心理困擾、身體頑疾、死亡等沉重困局當中，每個人也具備成長與自療的能力。
